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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宝桢的为官之道
发布日期:  2013-05-22  访问量:     
    在中国近代史上,贵州先贤丁宝桢与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、沈葆桢等人齐为“中兴名臣”。在任山东巡抚及四川总督时,丁宝桢面对内忧外患、国势日蹙、政治黑暗、乱象迭起的社会现实,始终以救国救民为己任,兴修水利,株杀患逆,整顿吏治,兴办洋务,体恤民困。时人对丁宝桢的清风亮节推崇备至,赞其操守“清绝一世”。在一些有关著作中,丁宝桢被描绘为“严刚有威”凛然可畏的人,以下史实可为佐证。

  同治二年(1863),时任山东按察使的丁宝桢,以气摄万夫之势力挫不可一世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,当众指责其征剿捻军时贼民不分,“用兵缴洗”,滥杀无辜的做法,无疑会“驱民做贼”。丁宝桢铁骨铮铮的威仪,义正词严的态度,不禁令倨傲凶横的僧格林沁怵然心惊,只好收回成命。同治八年夏四月,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任上,敢于诛杀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,致使朝野震惊,博得天下交口称颂。李鸿章闻讯后,“矍然而起,传示幕客,字呼丁公曰:‘稚璜( 丁宝桢字)成名矣!’”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,高兴地告诉薛福称:“吾目疾已数月,闻是事,积翳(白内障)为之一开。稚璜豪杰士也!”光绪四年九月,丁宝桢督川时,不屑接见企图巴结她的员外郎刚毅,使其衔恨终生。这些故事足可凸现丁宝桢清浊分明,正邪不两立的处世原则。然而,在清人的著述中很少涉及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和人生理念,他成了一个清官廉吏型的概念化的人物,使我们无法更深地了解他。在丁宝桢诞辰1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,笔者有幸结识了丁宝桢的后人丁健先生,并有幸阅读了丁宝桢几封珍贵的家书及与友人书。这些尘封了一百多年的书信中蕴含的深刻内容让我震惊,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“中兴名臣”对时政的清醒认识,以及对从政做官的目的、官员的素养等问题的精辟见解,充分表达了丁宝桢的为官之道,从而使这个历史人物更加丰满,有血有肉。   

  做官之本,救敝起衰   

  光绪二年 (1876),丁宝桢的幕僚兼好友薛福保(薛福成之弟)被举荐为浙江同知。在与薛福保相交的十年中,丁宝桢十分赏识这位“志行高洁,才识闳通,器局渊深,见识明快”的朋友。认为他过去为前山东巡抚阎敬铭及自己“规划戎机,算无遗策”,之后在山东“办理洋务”,均显现其不俗的管理才干,因此,向朝廷举荐了这个“体用兼赅,伟略济时的人才”。

  他深知薛福保虽然学识渊博,雄才大略,然而生不逢时,默默无闻。他希望福保振作起来,倾其所学,造福立民,救敝起衰。在《送薛季怀之浙序》中,丁宝桢对于官场有着清醒的认识:“今吏治纷然糜杂:便捷者为才华,依阿者为练达,纵恣者为阔大,粉饰者为精明。”因此,造成了“瓦釜雷鸣,黄钟毁弃”的令人丧气的社会现实。虽然如此,丁宝桢还是告诫薛福保不要灰心丧气,要洁身自好,有所作为,他说:“且丰草蔽谷,幽兰自芳;举世混沌,清士乃见”,希望福保“藉此官势,作德于民”。谈到做官的目的,丁宝桢谈到孔子的“学而优则仕”和猛子的“幼而学之,壮而欲行之”,希望福保“出其所学,以救敝而起衰”,因为“贤人进,则民生遂”,只要有了好官清官,黎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

  丁宝桢在光绪九年(1883)的家书中,对做官的目的表述的更深刻。他对出任山西蒲州知府的长子丁体常语重心长地说“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,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。盖民为国本,培养民气就是培养国脉。得民心乐,民气和则不乱,而国家于以平康,此即报国也。尔以后务时时体察此言,立心照办。不使一事不可对民,一念不可对民。凡有害民者,必尽力除之;有利于民者,必实心谋之。我自尽其心,而百姓爱戴不忘,甚可感也!”他告诫体常要“刻苦做好官,行好事”。   

  为政穷乡 亦有作为   

  对于儿子在蒲州做官,丁宝桢认为即令在穷乡苦地,仍大有可为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此缺(蒲州知府)山西均谓为苦缺,然自我视之仍为优。”为此,他提出理由:“盖人之所以称为苦,为其出息少(钱粮税收少)。试问做官系何事,而可以出息之有无多少为心乎?地方虽苦,苦于无钱耳,是苦在官,而百姓之性命身家则皆待尔以安。尔自为苦,则必剥民为自奉,是尔之苦,实不为苦,而百隆则苦中苦矣!”因此,丁宝桢期望独生子要吃苦耐劳,为民谋利。他接着说:“大凡官为民兴利,能得一分即是一分,不必事事做到十分也。”又说:“年轻人做官,须求吃苦耐劳,时时以百姓为心。”只要有饭吃,便可做官“希望体常“要认真实力办事。如现在之招垦发钱,须求滴滴道百姓身上,使民沾实惠,钱不虚糜,方为尽职。”   

  走访基层 查办民蠹   

  丁宝桢认为一个好官必须了解民情,走访基层。为此,他叮嘱体常要“常常下乡”,不要招摇炫耀,要“以一车两马,周流于所属六县之间。遇绅耆则问以利弊,遇农夫则告以力作,遇匪棍则治以严刑,遇词讼则予以审理。随处随问,随问随结。如此行之一半年,而民不怀德,官不上进者,未之有也。尔其勉之!”

  丁宝桢告诫儿子要严加管束家人和下属。他说道:“家人,书役皆民之蠹 ,当严加管束,毋使扰民,尤为重要。……现在民间正当征收秋粮之际,尔可札行所属各州县,务须查照。向来定章,征收不得浮收多取,亦不准任听书差需索……体恤商情,总以严察家人、关吏、书差为第一要义,要严管若辈。”对于那些扰民坑民敲诈勒索之人,丁宝桢更是视之若仇。他训示体常:“严禁捐勒需索搕诈卖放等弊。逐一大张告示,实贴关税门前,俾众共知。并谕各商人,如有此蔽,准其随时喊禀,立即严究。……重则重办,轻则当堂笞责,……没有搕索得脏者,立即究返,当堂发还商人,不迁延时刻。如此,则举国皆知法令森严,不得轻犯。而商人得以喊禀,遂即得理更可直言无隐;而管关之书吏、家人等,亦自能知所畏惧矣。”希望儿子对待“地方公事,务须力矢清勤,不可废弛。”   

  清廉自守 注重修养   

  丁宝桢告诫体常:“做官”尤重表率” ,“持心须公正,操守须廉洁,作事要勤速,问案要细心。”“亟宜刻刻恤民,事事恤民,以种德行”。认为“一惑于利,则日久浸淫,将有流于贪婪而不知者矣。”因此特别嘱咐儿子:“尔欲做官,须先从此立脚,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,只顾目前之热闹,不思子孙之败坏,是所至嘱!”

  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不正之风,如过节祝寿的礼金及每季下级向上司孝敬的钱财等陋规,丁宝桢均认为是腐败现象,必须予以抵制。他深刻地告诉体常:“凡一切节寿季规,万不可受。指山西迭遭大祲 (指光绪二年至三年的大旱灾),人民流离,惨目伤心。尔应亟思,有以抚慰之。若收受陋规,则无以自问,又何以对人?且州县送陋规,无非取之于民。尔取州县之一,州县则取民之十。试思大灾之后,尚忍如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?午夜扪心,当必瞿然惧天。尔当于利之一字,斩断根株,立意做一清白官,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。”接着他又反复地叮嘱儿子:“因思尔所云节寿季规一层,可以去节寿而收季规,我已谕尔将季规一并除去,不可收受!切谕!须知季规之不义,亦与节寿同。去节寿而收季规,是犹不作劫盗而作穿窬(穿壁墙的小偷),其为盗一也。人须有耐苦之心,方能成一好人。况尔即穷于一时,而清名难求,所值不啻千百万,何惮而不为?尔其勉之!贫原非病,穷乃见君子,圣人尝言之,当以此为身体力行……”

  谈到做官的修养,丁宝桢认为:一个称职的好官,必须“明习当时之务,又好读书,稽古以充之,见闻日益广,持守日益定,才识日益闳,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。”他认为要防腐拒腐,首先得远离腐蚀,洁身自好,“须少交接少游宴。除上衙门外,仍以终日闭户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。”他训诫体常,要“夙寤晨兴,忧劳百姓”;要“受辱不惊,受宠若惊”;要“居安思危”,勿“在乐忘忧”;要把宦海的浮沉和个人的得失看得淡漠,但对自己的人格和清操却要看重。他有如是说:“我之做官,志在君民,他无所问。官可被参而罢黜,断不可依阿以从俗,而自坏身心,贻羞后世也!”

  正是由于丁宝桢的清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和爱憎分明的为官之道,才使他的幕府聚集着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精英分子,如外交家、散文家、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,外交家、散文家黎庶昌,善于处理周边事务的长庚 ,长于治黄的水利专家丁彦成,深通军械制造的曾昭吉,长于中外事务的外交家张荫桓,以及科学家徐建寅等。而在丁宝桢的谆谆教导下,丁体常一生清廉自守,忧国忧民,最终成为晚清政坛上颇有清名的大吏。体常曾言:“吾父之高勋伟略,诚不敢望希万一,而其清风亮节,虽未之逮,窃有其志。”

  丁宝桢生处江河日下、国势颓微的清朝末年,而对“天下贪官,甚于强盗;衙门污吏,无异虎狼”的黑暗现实,作为一个封疆大臣,能出污泥而不染,“以天下为忧,而未以位为乐”,一生清正廉洁,其为官之道凝聚着儒家的“保民”、“养民”、“教民”的光辉思想,这不仅是其思想可贵之处,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及教育意义。(来源:《人物》)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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