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当前所在位置:首页 > 廉政文化
阮元对联中的心境
 发布日期: 2021-12-24  访问量:   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
阮元的老师朱珪(1730年-1806年),身经乾隆、嘉庆两朝,为官五十多年,曾任两广总督,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。他一生清廉不言钱,品格端方,关心民间疾苦,为国呕心沥血。阮元受其影响很深,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:知遇之恩、为官之道、治国之策。

第一,知遇之恩。

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朱珪任礼部侍郎,典江南乡试,以精博的态度,求真才实学之士。阮元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,虽然只得了第八名,却很受朱珪赏识,这为二人日后师友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。阮元感恩于老师的慧眼识珠,日后典试时,也力求选出真才实学之士。

嘉庆四年(1799年),阮元奉旨充会试副总裁,而正总裁是朱珪。会试第二、三场考策论,朱珪嘱咐阮元一人批阅试卷,选拔人才。阮元坚持标准、谨慎从事,为该科取士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,以致后人评价“(朱)珪文章奥博,取士重经策,锐意求才。嘉庆四年典会试,阮元佐之,一时名流搜拔殆尽,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。”

第二,为官之道。

朱珪为官,以为国为民为己任,他在任上多次揭露和珅的劣迹,和珅对其十分仇视,屡次中伤,但朱珪坚持与其斗争,最终获得成功。阮元自走上仕途后,深受朱珪清廉正直品质的影响,立志以恩师为榜样,做一个廉政爱民、清慎持躬的贤良大臣。

阮元任浙江巡抚期间,浙江多地遭受自然灾害,每遇灾害,他采取各种措施不遗余力救灾济民,或蠲免缓征,或给赈灾民,或捐金助赈,或开仓平粜,或设粥厂,或建普济堂,甚至亲赴灾区办理赈务,“亲策轻骑过之,就乡村及远僻山谷,以册核榜,以榜查民,保甲门牌悉与赈册户口符合,核毕乃去。”

除此之外,阮元一直严于律己,在生辰方面,“茶隐”避客一时传为佳话。每逢正月二十日生辰当日,阮元即避客于山林或竹园,数十年如一日,不收朝中官员、门生弟子一缣一烛。家中父亲、妻子的生辰之时,亦是如此。在两广总督任上,阮元就曾避客山中,“余生辰在正月廿日,近十余年所驻之地,每于是日,谢客独往山寺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,余岁五十有六,驻于桂林。是日,策数骑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辟之隐山。登峰周回,串行六洞,煮泉读碑,竟日始返,窃以为一日之隐也”,赋《隐山》三章:“隐山之峰,薖轴可容。一日之隐,客不能从。隐山之北,覆岩幽泽。一日之隐,栖此泉石。隐山之中,云岫四通。一日之隐,我辰所同。”

第三,治国之策。

清代中后期,吏治日趋腐败。当时,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,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,无不在广州发展自己的势力,治理两广尤为不易。

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,朱珪任两广总督。期间,朱珪捐俸修建战船以应对帝国主义的入侵,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态度对阮元治理两广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二十几年后,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(1816年)调任两广总督,道光元年(1821年)兼署粤海关监督。他和朱珪一样,在两广地区看到了清朝面临的严峻形势,他对外加强海防,严禁鸦片,抗御外敌,取得了明显效果,英国人“终(阮)元任,兵船不至。”

而在对内措施上,阮元施行仁政,造福于民,尤其重视教育。因清代一直以八股取士,了无生气,流于空疏,跟不上时代。为开广东学界新风,培养经史实学之士,阮元改建贡院,开办“学海堂”,修编《广东通志》,辑刻《皇清经解》。此幅篆书十言联书于1821年春日,恰为学海堂建成不久,运营伊始,想必阮元将此篆书十言联既作为个人治学的座右铭,更结合广东当时的社会形势,将改革教育作为治政良方。

阮元亲自为学海堂选址、撰联,制订章程,选拔学长,为学海堂的教学活动指明方向、倾注心血。学海堂于1820年建立,终于1903年,历时83年之久,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、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腐朽的科举教育以及空谈风气,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实践人才。梁启超称赞阮元开创近代广东百年之新风气。

通过赏析阮元的书法作品,可以看出阮元虽是摹写恩师朱珪的篆书十言联,但实际是摹写朱珪的人生追求,明确表示要在学术上、政治上、个人修养上以恩师为榜样,写出自己一腔笃学慎思、清廉正直、匡世济民之情。此联虽书于约两百年前,却依然是世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人生箴言。(宗苏琴 周一鸣